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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占儿媳的唐玄宗李隆基用何种方式保住性命

2019-05-07 17:11:16

强占儿媳的唐玄宗李隆基用何种方式保住性命

朝廷“一把手”,很多人都玩过“罪己诏”。有好事者曾做过统计,包括“洪宪皇帝”在内,中国历史上总共有80位帝王下过“罪己诏”。

按说,他们刀枪在手,“真理”(天子圣明,罪臣当诛)在胸,走狗鹰犬不计其数,怕谁?倘若看谁不顺眼了,关管杀判,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?哪里用得着玩此等栽面小伎俩?

但是,世上之事它还偏就复杂在这里,有时候长枪大炮无济于事,“真理”也解决不了问题,不玩“罪己诏”还真的迈不过坎。比如天宝十五年(公元756年),唐玄宗狼狈流亡途中突遭马嵬坡兵变,“罪己诏”你玩不玩?虽然他发布的是所谓“面诏”,口头上的玩意,并不是白纸黑字,但君无戏言,你敢忽悠愤怒的士兵?结果,杨国忠人头落地,杨玉环白绫处死,依仗“真谛”强占儿媳的李隆基这才狗命得保……

这说明个甚?这说明所谓“罪己诏”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玩的,不是朝廷处在危难之时,便是“一把手”或皇位不保,或命悬一线,同时也说明它有时还多少管点用。

但是很多玩“罪己诏”的“一把手”并没有这么荣幸。当社会问题堆积如山,官民矛盾不可调和,时代脚步越过蒙昧阶段,芸芸众生逐步觉醒以后,“罪己诏”就不灵了,尤其玩油了后,非但整理不了人心,甚至还会成为笑柄。著名者如朱由检,他的那些个“罪己诏”,不过一厢情愿的救命稻草。

朱由检是天启七年(公元1627年)八月登基的。当时,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,新的生产关系啼声初试,中国社会则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。历史出现了新的节点。但是,这座东方城堡却已千疮百孔,周身溃烂,无一处不流脓:政治黑暗,吏治腐败,阉党横行,社会混乱,民不聊生……各种矛盾尖锐对峙,一触即发。坐在火山口上,随时都有可能崩溃的“大明”,此刻迎来了它的末代皇帝朱由检。

崇祯是在生产关系推陈出新的呐喊声中上台的,虽然他怀有刷新政治的抱负,求治心切,几乎一登台便剪除祸国殃民的阉党集团,大力前朝的冤假错案,重新起用遭迫害而幸存的东林党人,竭力收拾知识分子人心,除旧布新,励精图治,但他没有(也不可能)顺应历史潮流,维护的是一个既独裁独裁,又日益腐朽衰败的政权。再加上“朕即国家”这种封建理念赋予他的刚愎自用、多疑猜忌性情,和走回头路(前朝宠信宦官,他在对官员大失所望后重蹈覆辙),他的种种努力,注定不是付之东流,便是徒劳无功。

从他执政的第八年(1635年)开始,在随后的九年中,包括“绝命诏”在内,他一共下过6道“罪己诏”。

崇祯八年正月,他家祖坟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掘毁燃烧,熊熊大火和弥天烟雾延续数日之久,一时间凤阳百姓色变,天下舆论大哗。这类奇耻大辱,极易被民众看成是祖上缺德遭报应。为了给祖宗挽回颜面,给政权“维稳”,他怒目切齿,调集军队先在中原地区“会剿”,后在全国范围内清剿痛剿,并于10月初颁布“罪己诏”,将祖上遭“报应”的责任揽过来:

“朕以凉德,缵承大统,意与天下更新,用还祖宗之旧。不期倚任非人,遂致虏猖寇起……祖恫民仇,责实在朕。于是措饷,勒限责成,伫望执讯歼渠,庶几上慰下对。又不期诸臣失算,再令溃决猖狂……”

这是他第一次颁布“罪己诏”,首次承认朝廷失误及局势险恶。但从内容、措辞、语气和行文节奏看,此时的朱由检固然心情沉重,但依旧自负从容,不见些许悲凉哀婉。他表面罪己,实则抱怨“诸臣”,说穿了,还是“天子圣明,罪臣当诛”那一套。这类“罪己诏”的效果也就不难想见。

崇祯十年,他又一次颁布“罪己诏”,表面缘由是北方大旱,久祈不雨,实则是吏治腐败的老问题没有解决,致使民怨沸腾,社会动荡。他说:

“张官设吏,原为治国安民。今出仕专为身谋,居官有同贸易。催钱粮先比火耗,完正额又欲羡余。甚至已蠲免,亦悖旨私征……”

这类时弊痛陈,与其说是锥心罪己,莫如说是赞不绝口。但是,根本原因何在呢?依然是官员误国,而非制度腐朽。

这样,在苟延残喘中又混了5年。崇祯十五年(1642年),不可救药的明王朝病情进一步恶化,内外交困,腹背受敌,势如累卵:

正月,在崇祯的默许下,朝廷派特使赴关外,同清廷秘密谈判,实为乞和。

二月,李自成在襄城大败明军,杀害陕西总督汪乔年。

三月、四月,关外松山等城相继被清军攻陷,洪承畴被俘叛变。

五月,李自成几次三番围困开封。

七月,贤淑聪慧的田贵妃病故,崇祯悲痛欲绝。

八月,乞和事泄,朝野舆论大哗,崇祯恼羞成怒,遂诛杀兵部尚书甲,“和谈”彻底幻灭。

九月,黄河堤溃,开封城被滔滔洪水冲毁,一夜之间数十万生灵涂炭。

十月,李自成于郏县击败陕西总督孙传庭。

十一月,清军第五次入塞劫掠,深入山东腹地,杀害官吏数百人,掠走人口三十余万。

闰十一月,焦头烂额的崇祯第三次下“罪己诏”:

“比者灾害频仍,干戈扰攘,兴思祸变,宵旰靡宁,实皆朕不德之而至也!罪在朕躬,勿敢自宽。自今为始,朕敬于宫中默告上帝,修省戴罪视事,务期歼寇以赎罪戾……”

不用多说,如此“罪己”,何异于自欺欺人,又何异于痴人说梦?

第四、第五次“罪己诏”,分别颁于崇祯十六年和十七年,皆因李自成“流寇”炎火冲天,势不可挡。“……皆朕之过也……又朕之过也……又朕之过也……又朕之过也。……皆朕抚驭失宜……”

悲悲切切,泪光闪闪,言词不可谓不恳切,情状不可谓不哀怜。应该说,直到这时候这才有点“罪己”的味道。但是,几次三番,连着来,这不成老油条了?哪还有诚信可言?何况人心早已冷漠,大势已去,唠叨这些还有何用?

第六次“罪己诏”,即临死前于煤山的“绝命诏”。从形式到内容到对象,它都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“遗诏”。它实际是一份“与李自成书”,是写给死敌李自成的,不再指望天上掉馅饼了。“君非亡国之君,臣皆亡国之臣”,他内心深处至死不服。因此,失望之余,他把走到穷途末路的责任统统归咎于“诸臣误朕”。这就说明,他至死都没弄明白“大明”究竟是怎样亡的?

后世当然看得很清楚:衰败与沦丧的社会风气表明王朝曾拥有的天下其实早已亡了,政权仅剩了一副骷髅架子。因此有人指出,明代之亡,乃是先亡天下而后亡国的。

呜呼,“诏”虽已去,但“先亡天下后亡国”之说,何其惊心啊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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