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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文学批评与媒体批评

2019-05-16 14:42:00

把文学批评与媒体批评对举,也许犯了逻辑上分类不严的毛病,由于,媒体批评是包含在文学批评之中的。那么,人们为什么要将其別为两事呢?这是因为媒体批评不仅在方法上缺少文学批评的严肃性和规范性。而且还从精神上消解着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則。

批评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反思能力。它固然也发现意义和价值,接受经过检验的判断。但是,就其本质而言,批评首先意味着尖锐的否定精神。正像英国的肯尼思,麦克利什在他主编的《人类思想的重要观念--构成世界的观念》一书中所说的那样:"批评是一种可以持有相反意见的活动。它可以被看做人类思想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,我们的文化活动的主要担保人,也可以说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活动的一个横切面,即便不能说是寄生于它。"从性质上看,文学批评无疑最能体现批评的真谛和精神,--它做为一种高度个性化的文化行为,天然地具有怀疑和批判的偏向,相反,媒体则是一个高度娱乐化的公共空间,天然地具有通过猎奇和渲染来迎合、讨好受众的偏向。媒体有一种巨大的"化约力",常常把个性化约为公共性,把严肃的寻思化约为轻松的娱乐,--面对媒体,即使那些在文学批评上怀有远大抱负的人,也常常壮志难酬。人们总是拿《纽约时报书评周刊》来证明"批评"与"媒体"是可以和谐共处的。但是,用很高的尺度来衡量,我们会发现《纽约时报书评周刊》上的"书评"其实更多地是广告,而不是批评:它缺少分析的深度,也缺乏否定的态度。亨利·门肯就猛烈批评《纽约时报书评周刊》是"文化平庸主义的堡垒"。尖锐指责有的严肃的学者放弃了"以前的高标准",接受了"《纽约时报》文学副刊的标准"。

一个媒体编辑,即便他有将"媒体批评"升华为"文学批评"的自觉意识,即使他为此付出了积极的努力,也未必能够如愿以偿。1902年《伦敦时报》也创办了文学副刊,由于编辑是个文学趣味很高的人。结果是副刊"反应了报纸对文学和学术的尊重,但同时也使许多读者不知所云"。也许是体验过一样的为难。所以,1996年10月6日,向读者让步以后的约翰·格罗斯,在总结《纽约时报书评周刊》1百年的历史的时候说:"没有报纸能让文学精英满意。"其实,格罗斯的妥协与放弃也是无奈的。甚至是痛苦的,由于他也明白把"批评"下降为"新闻"会致使什么样的严重后果--"对书评家概念的歪曲","判断退居次要地位。争议不受欢迎。风格及批评的天分几乎不会引起注意"。的确,矛盾总是存在:文学批评有一种追求内在"深度"的倾向,致力于激活人的质疑和反思能力。相反。娱乐性的"媒体"却满足于停留在事物的外部。表现出一种庸俗而浅薄的倾向,从而压抑甚至扼杀人的内在的主体能力。事实上,早在1962年,巴雷特就在《非理性的人》中批评过新闻对"公众思想"的巨大"威逼"。他说:正是"新闻"传播的"技术进步","给这个时代构成整个一套生活方式,一种完全依赖外部情况活下去的生活方式"。 如果细分。我们可以将娱乐"媒体"分为3种,传统的新闻性纸媒、电视和网络。我们可以结合三个典型的个案--王朔在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的访谈、于丹在"百家讲坛"的演讲、韩寒在"新浪网上"的狂骂--来考察"媒体"与"批评"的紧张甚至对立的关系。

先说"纸媒"。比较而言,纸媒报刊对"批评"的包容空间相对较大。但是,由于文娱文化的泛滥。由于从业人员素质的低下等原因,从整体上看,在我们的文化语境里,以纸媒为载体的"批评"不仅没有上升到"文学批评"的境地,而且,很多时候,还被降低为哄动一时的新闻"奇观",被渲染成与文学无关的闹剧。换句话说,媒体感兴趣的主要是那些非文学的因素,例如,印了多少万册,挣了多少版税,获了什么"大奖",或,某"著名作家"又让谁"现了一把"。《三联生活周刊》之所以费力巴力地约请王朔接受访谈,就是因为他们知道王朔会说甚么,会怎么说,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。最后,"文娱"的事业果然成功了。刊载王朔访谈的那期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加印了好几万。但是,经过一番毫不留情的话语杀伐,"批评"的事业却遭到了伤害。--王朔也是受害人,乃至是最大的受害人,只不过"娱乐"上的胜利掩盖了真相,掩盖了他在"批评"上的失败。

再来看看"电视"。由于电视的公然的制作方式和严格的审查程序,由于孤独的"说者"完全处于众目睽睽之下的"被看"的位置,因此,它并不是一块适合批评之树生长的土壤。电视上的"脱口秀"本质上不过是将无形的"剧本"背得一字不差的现场表演罢了。电视不但不培养批评个性和批评能力,而且还抑制个性的伸展和批判精神的生成。早在1964年,麦克卢汉就在《理解媒介》中提醒人们警惕"电视的谋杀",由于,它可以造成人的"麻木"和"平庸"。最近的例子,就是"于丹现象"。在2006年"十一"黄金周短短的七天时间里,于丹就通过电视,给观众炮制了一个"很好玩"的"孔子"形象,就在图书消费领域引发了一个汹涌澎湃的"群众运动"。这个"运动"的声势如此浩大,竞使许多批评家除张口结舌,仿佛別无选择。虽然章学诚在《文史通义》中说过"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,况千古以后乎"的话,但是,于丹的臆说,却被当作达诠通解,被当作金玉良言。面对"电视"制造的神话。面对于丹的"论语心得",你敢表示质疑和不满吗?"300万"的巨大印数,就足以使你口欲言而嗫嚅!然而,有一个问题是无法避讳的,那就是,我们从于丹的演讲里,只看到了拿孔子做道具的"文娱",而没有看到哪怕一点点对传统文化和旧道德的"批评"。不仅如此,她还通过随便的误解。替孔子的"小人女子难养论"等"反现代性"言论文过饰非。启蒙和批评就这样沉没到电视的"娱乐"和"平庸"的无边的黑洞里。

如果说,电视不是一块适合批评生长的土壤,那末,网络也一样不适合批评的生成。这是由于。网络不但缺乏有效的对话机制和良性的监督机制,而且还给了网民一种消极的自由,一种以隐蔽的方式胡说八道的自由。事实上,我们在网络世界看到的,多有肆意的谩骂,多有无聊的打斗。去年三月发生的"韩白之争",就使我们看到了批评所遭受的侮慢和伤害。为何一个网络世界的红人勇于肆无忌惮地辱骂別人,勇于从人格上伤害对方,就是因为网络给了他一种错觉:这是一个可以任性妄为而又不必承担责任的地方。一个畅销书作者轻而易举就可以鸠集一大批看不见的"乌合之众",这的确可以给人一种莫予毒也的自信和自大,确切很容易使人把批评降低为谩骂,把对"论敌"的精神杀戮当做光荣的事业。有人因此将"网络"喻为"痰盂",我看倒是很形象、很准确的。

可见,在"批评"与"媒体"之间调和鼎鼐,其实不容易。因此,对"媒体"我们只有最低的要求,那就是,不要僭越"文学"这个边界,不要用娱乐价值替换文学价值,不要用"文娱道德观"扭曲"文学道德观"。而面对"文娱媒体"的巨大的裹挟力,批评家不但要始终保持一种发现问题和揭示问题的苏醒意识,而且要把争论乃至"对峙"当做批评的基本精神。在蒂博代看来,一个职业批评家,与艺术家和新闻记者都是"对峙的"。他《6说文学批评》中提醒人们对此没必要担忧,由于"竞争是商业的灵魂,犹如争辩是文学的灵魂。……没有对批评的批评,批评便会消亡。"因此,只有在不丧失批评的精神和原则的条件下,"批评"才能与"媒体"各得其所,各行其是。

另外。在一个求新求快的文娱文化甚嚣尘上的时期,文学批评要处理好"冷"与"热"的关系。从批评方式和风格上看,批评家有两种:一种是"热评家",一种是"冷评家"。所谓"热评家",就是与"媒体"周旋较多的批评家。他关注当下的文学动态,热衷于以快捷的方式评介最新出版的作品或最近发生的文学现象。从精神气质上看,"热评家"是阴性的、柔性的,倾向于以包容的态度接受并肯定一部作品和一个作家,通常显得热情有余而冷静不足。与之不同,"冷评家"则是阳性的、刚性的,充满怀疑和否定的精神。倾向于同流行的文学趣味保持必要的距离。其实,在热与冷之间,还有一种平衡的状态,如李健吾之批评巴金和废名、常风之批评《子夜》、傅雷之批评张爱玲,就不曾因时间和距离上的近,不因感受上的"热",而丧失判断上的"冷"。一个优秀的批评家,必然是亦冷亦热的,即"温热的心肠"加"冷静的头脑"(warm-hearted and sober-headed)。屠格涅夫在《回想別林斯基》中说:森科夫斯基不但远比別林斯基"博学",而且"有机灵、有风趣、带光芒",但是,他"冷酷",缺乏"热忱";別林斯基则不是这样,--他虽然被人称为"冷评家"甚至"酷评家",但是,不管在做人上,还是在批评上,他都处处表现出真诚和热情。不过,我们的批评界当下面临的问题,不是"过冷症",而是"过热症":与媒体的关系过热,与作家的关系过热。倘若我们时期的批评家都能像別林斯基那样严格、冷静和苏醒,那么,"文学批评"就不会被异化为广告性的"媒体批评",就可以始终保持自己的自由和尊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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