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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汉元帝会特别宠信宦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

2019-05-16 11:36:48

史家大都认为:“汉室盛衰,当以宣、元为界。”也就是说,宣帝在位及之前,朝政运行较好,处于兴盛状态;自元帝以后,宦官外戚竞相专权,纲纪紊乱,国势渐衰。汉元帝刘奭为西汉第八任皇帝,汉宣帝刘询与嫡妻许平君所生之子,黄龙元年(公元前49年)十月即位,在位十六年,享年4十二岁。

常人认为,致使王朝走向衰落的君主绝非良善,要末昏庸,要末残酷。然而,汉元帝既不是昏君,也不是暴君。班固在《汉书·元帝纪》有一段赞语:“元帝多材艺,善史书。鼓琴瑟,吹洞箫,自度曲,被歌声,分节度,穷极幼眇。少而好儒,及即位,征用儒生,委之以政,贡、薛、韦、匡迭为宰相。而上牵制文义,优游不断,孝宣之业衰焉。然宽弘尽下,出于恭俭,号令温雅,有古之风烈。”

客观地说,汉元帝不失为一位多才多艺、品行不错的好人。但是好人不一定成为好君。作为君主,汉元帝谈不上优秀,主要是性格与能力问题。史书说他:“柔仁好儒。”其实,这也并非弱点,一个君主胸怀宽宏柔软,主张行仁政,偏好重用儒臣,应该是天下人福分。问题是,汉元帝的宽柔,终究表现为优柔寡断、软弱可欺,不能驾驭局势,听任宦官专权,败坏纲纪,危害社稷。

汉宣帝临终前,已为汉元帝安排“3驾马车”辅政,以乐陵侯史高领衔,太子太傅萧望之、少傅周堪为副。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孙,宣帝幼年时养在史家,与史高关系密切。重用外戚是西汉的政治传统,宣帝也不例外。萧望之、周堪都是元帝的老师,一代名儒。汉元帝即位后,对两位恩师格外倚重,屡次宴请接见两人,探讨治国方略。萧望之随后引荐宗室大儒刘更生(成帝时改名刘向)、侍中金敞参与朝政,四位儒臣“同心谋议,劝导上以古制,多所欲匡正;上甚乡纳之。”

汉元帝的信任与支持,仿佛让萧望之等儒臣看到改弦更张,推行仁政的希望。但是,元帝与儒臣相得益彰的好景只是昙花一现。元帝对两位师傅特别信任,儒臣的影响力与日俱增,导致被冷落的史高心理失衡,与萧望之产生嫌隙,权力斗争的阴影随即笼罩着朝廷。

史高与宦官里外呼应,议论常常坚持遵从本来故事或惯例,反对萧望之的改革主张。萧望之忧愁外戚放纵、宦官擅权,于是向元帝建议:中书是国家政事之本,应由贤明公正之士掌管,武帝优游饮宴于后庭,任用宦官掌管中书,不合乎国家旧制,且违背“古不近刑人之义”,必须予以纠正。元帝初即位,由于谦让,不敢做出调整,议论久而不决。萧望之提出此动议,却招致宦官中书令弘恭、仆射石显等人嫉恨,于是他们与史、许两姓外戚联手,共同对付萧望之。

碰巧,有一个叫郑朋的“墙头草”,起初依附并吹捧萧望之,萧望之发现他行为不端,断绝与他来往;郑朋转而投靠外戚许章,扬言萧望之有过失五条、大罪一桩。石显认为时机到了,趁萧望之休假之机,让人向汉元帝上奏,元帝将此事交给弘恭处理。面对弘恭询问,萧望之坦言,外戚当权多有不法之处,之所以弹劾他们,意在匡正朝纲,并非诡计与离间。为此,弘恭、石显向元帝报告说,萧望之结党营私,多次攻击朝中大臣,企图独揽大权,建议“谒者召致廷尉”(即逮捕入狱)。

汉元帝不明白,召致廷尉就是下狱,当即批准了。后来,元帝发现不对劲,敦促将萧望之释放并复职。石显从中作梗,萧望之虽被释放,却革职为民。数月以后,汉元帝觉得过意不去,下诏封萧望之为关内侯并准备起用他为丞相。萧望之儿子萧伋听说元帝要起用父亲,就上书为父亲之前入狱鸣冤,弘恭、石显便在元帝面前竭力诋毁萧望之,并唆使元帝下达拘捕令。萧望之性情刚直,不能忍耐再入狱的羞辱,在家饮鸩自杀。宦官们只用两个回合,就将萧望之逼死。

萧望之饮鸩自杀,元帝非常震惊,为之痛哭流涕,责怪弘恭、石显等人害死自己的贤傅。师傅含冤身亡,让元帝终生难以释怀,追念不已。此后每年忌日,他都派使者前往萧望之墓地祠祭。

但是,汉元帝对萧望之的死,负有不可推辞的责任。在这个事件上,元帝的性格缺点暴露无遗。如果他深信萧望之贤良忠诚,完全可以使萧免遭小人陷害。可是他耳根软,缺少主见,容易被宦官左右。两次让萧望之下狱,都是听信小人谗言而草率下诏。第一次是他不知“招致廷尉为下狱”,轻易被宦官忽悠;第二次是在他明知道老师性情刚烈,仍被宦官牵着鼻子走,让老师再次蒙受下狱羞辱。再者,他已然知晓老师清白无辜,却没有惩治逼死老师的幕后推手,只是口头责问弘恭、石显等人,使其“免冠谢罪”而已,事后,对他们宠信如故。如此宽仁,实则是非不分,赏罚不明,使得宦官有恃无恐,往后更加放纵。

从萧望之之死,也能看出元帝政治上短视与低能。毫无疑问,元帝若要推行新政有所作为,必须将儒臣作为主要依托力量。毕竟萧望之等儒臣,不仅胸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,而且具有较高的治理能力与道德修养。而宦官只注重自身的权势与利益,缺乏对天下的担当与做人的操守。元帝竟然让宦官逼死萧望之,放逐其他儒臣,无异于自废武功,自断臂膀。虽然他后来起用了不少儒臣,但只有依附宦官的儒臣才能保全自己,由是,他们或与宦官狼狈为奸,或明哲保身尸位素餐;而那些不依附宦官的儒臣,不是被坑害致死,就是被挤出朝廷。所以,综观元帝一生,其“好儒”犹如叶公好龙,并没有组建以儒臣为枢纽的领导班底,本身虽然躬行恭俭,却让宦官主导朝政,故不能推出一系列善政,更谈不上实行善治。

外戚、儒臣、宦官三种权势角逐,宦官终究成为大赢家。萧望之死后不久,中书令弘恭当年病死,石显继任中书令。此后,中枢权力急剧失衡,向石显一方倾斜。出于对石显的信任及本身健康缘由,元帝将朝政全部委托他处理,事无大小,都由他汇报决断。于是石显威权日盛,贵幸倾朝,公卿以下无不畏惧他。石显俨然一言九鼎,“重足一迹”。汉元帝虽为天子,权柄却握在石显手中,一切听任石显说了算。

汉元帝特别宠信宦官,主要基于一种天真的想法,认为宦官没有家室,不会缔结“外党”。这是一种错觉,石显其实颇善于“结党”,他不但与宦官结为“内党”,而且勾结史丹、许嘉等外戚,并拉拢那些见风使舵的匡衡、贡禹、五鹿充宗等儒臣,结为“外党”;内外呼应,兴风作浪,党同伐异。易学大师京房曾提醒元帝不要宠信佞臣,元帝却执迷不悟,仍然听凭石显专权;京房触怒石显,很快被逐出朝廷,随后又因“非谤政治”而被处死。

固然,石显能得到元帝信赖,必然有他过人之处。“显为人巧慧习事,能探得人主微指,内深贼,持诡辩以中伤人,忤恨睚眦,辄被以危法。”(见《汉书·佞幸传》)可见此人颇有能力,聪慧灵巧,熟稔事务,精通法典,善于探知皇上心意。但是,他心理阴暗,狡诈毒辣,报复性强,故而掌权以后,他把心力都用于巩固权势,结党营私与排斥异己上了。

元帝“好儒”,石显乐于投其所好。萧望之含冤而死,朝廷内外议论纷纷,石显为了回避责任,转而向儒士示好,极力向元帝推荐大儒贡禹,让他担负御史大夫。此举,收到一箭三雕的效果,一则逢迎元帝意趣,二则讨好天下儒士,三则赢得举贤任能的好名声。尔后,凡是依附石显的儒士,都会得到重用,官运亨通。比如匡衡、五鹿充宗,分别官拜丞相、尚书令。如果不依附或反对石显,即使是元帝亲身选用的,也要被他排除。元帝重新起用周堪,并提拔其学生张猛,石显不是在元帝面前谮毁,就是暗中捣鬼,使元帝无所适从,逐步冷淡两人。周堪后来疾喑,不能言而卒,张猛被逼迫自杀。

石显不仅报复心强,而且很有手段。凡得罪过他的人,他绝不放过,并且善于走法律程序惩治他人,让人哑巴吃黄连,有苦说不出,有冤无法诉。他总能在不动声色中置人于死地,既能取得儒士的好感,又能得到皇帝的信任。许多事情,一经他插手,就会弄得真假难辨,似是而非,以致连当事人也摸不着头脑。

汉元帝常被他糊弄,无法明辨是非。石显心知肚明,自己只是狐假虎威,借元帝宠信才得以弄权,如果哪一天失宠,也就失去一切。为此,他不时在元帝面前表现出忠实,以巩固元帝对自己的信任。有一次,石显借奉命到各官府调和事宜之际,要求元帝说:“臣恐怕回来晚了,宫门已关闭,请准许我以奉诏命为由叫开宫门。”元帝同意了。石显因而故意到半夜才回宫,然后以诏命叫开宫门。后来,果然有人上书弹劾石显“矫诏开宫门”。汉元帝看了奏章,笑着拿给石显看,石显趁机声泪俱下,说自己承蒙天子厚爱,担当重担,不免引起诸多大臣忌妒,招致无端陷害,为了保全性命,宁愿在后宫做扫除杂役。元帝眼看他受了委屈,给予安慰与赏赐,仍然对他宠信有加。就这样,石显略施小技,就把宽厚的元帝搞定。

尽管石显熟悉法典,精于权术,但缺乏治国理政才能。如此心术不正的人,自然不能造福于国家与民众,却能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,成为贪腐的“大老虎”。据史料记载,石显接受赏赐与贿赂的钱财总共超过1万万,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。更可怕的是,在这个“大老虎”专权期间,纲纪紊乱,吏治腐败,欺上罔下,贿赂公行,奸佞得势,正气不顺畅。

王昭君由于不愿出钱行贿,画师便将她丑化,不能不出塞远嫁匈奴;当元帝发现她貌若天仙时,已然悔之晚矣,纵使处死画师,却永久失去第一美人。

失去王昭君,虽为1大憾事,倒让元帝顿时惊悟。但是,对于宦官危害国家,他始终未能悟察。司马光在书写这段历史的时候,禁不住感叹:“甚矣,孝元之为君,易欺而难悟也。”说白了,元帝太好糊弄,居然让石显玩弄于股掌之上。在帝制时期,大权旁落乃为君之大忌,尤其是想要有所作为的君主,必须善用最高权力发挥抱负。

其实,中国先秦时期法家早就提出,君主应懂得权谋,不能被谄媚者蒙蔽或左右的观点。只可惜汉元帝不懂得为君之道,一味宠信宦官,情愿大权旁落,自觉或不自觉在为西汉衰落埋下伏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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